礼乐制度中的礼和乐各指什么3篇

时间:2023-04-30 14:48:02 来源:网友投稿

篇一:礼乐制度中的礼和乐各指什么

  

  古代礼乐制度

  古代礼乐制度1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

  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

  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体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过自己的小日子,整个天下岂不成了一盘散沙?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伟大的周公,用这套理论维护了周朝近800年的统治,也为后来震古铄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看上去严丝合缝、间不容发的理论,到了春秋时期怎么就轰然坍塌、支离破碎了呢?

  古代礼乐制度2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西周乐的定义在西周,以五声八音为乐,五声为音阶,即宫、商、角、征、羽。八音为器乐之分类,即埙、笙、鼓、管、弦、磐、钟、柷等。

  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古代礼乐制度3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

  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

  《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

  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

  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

  《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

  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

  《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

  《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总的来说,礼的本质是差异,也就是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的各种人之间,必须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绝对不可混肴。这种有差异的秩序叫“礼”,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忽听,非礼忽言,非礼忽动”。但是社会只讲差异,不讲大同,社会就不会和谐。因而周公“制礼”的同时又“作乐"。乐讲和同,乐当然是指音乐,但已超越了音乐,以音乐激起人们相同的共鸣的喜怒哀乐的情绪。

  礼和乐不可偏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明是国家和谐的基础。孔子主张“仁爱”,“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节用爱人,伺使民于时",是对执政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基础,礼是贵浅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礼乐不僭越,就会形成和谐社会。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最高理想。

  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

  礼乐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是国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内在要求。用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用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造就孝亲睦邻、敬业乐群、尊师敬长、礼贤下士、温良谦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风范,也只有当礼乐精神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才能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有礼,人心和乐,才能成就新时代的“礼仪之邦”!

  古代礼乐制度4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为礼乐

  学界认为礼乐生成于夏商,确立于周公制礼作乐。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国家首要大事祭祀仪式中所用的乐当然是为礼乐,而且祭祀仪式中所用礼乐是礼乐整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讲还是因为除了祭祀仪式之外,在“国之小事”等多种礼仪场合所用的乐也是礼乐。这些礼不是国之大事之礼,然而,不管国之大事还是国之小事,既然都纳入国家礼制系统,则应视之为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礼乐制度的确定期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礼乐制度的演化期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礼乐制度的定型期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

  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礼乐制度5礼乐制度的解体或消亡时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为礼乐制度的持续发展直至随封建社会解体而或称消亡、或称被民间礼俗变化接衍的时期。

  首先,从宋至清一直延续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礼及其用乐制度,而且不断有人对此进行新的诊释,诸如《五礼通考》等著述的存在,显示对既有理念的认同。

  第二点是为鼓吹乐在发展中的变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属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乐,在宋代曾一度归至教坊,一段时间之后又将教坊回归太常管理,这是管理机构所产生的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太常,则说明对于鼓吹乐的性质还是被认同为礼乐者。

  第三点是关于鼓吹乐自身的变化,宋金时期,从西域传人一种新的吹奏乐器开始广泛应用于鼓吹乐队中,这就是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金口角”、“苏尔奈”、“喇叭”的唢呐。这种乐器的出,丰富了鼓吹乐队领奏乐器,在既有笙管笛组合的基础上延展出唢呐、笙、笛领衔之乐队多种样态与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

  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是对唢呐进人鼓吹乐队主流的生动写照。

  持续发展中的第四点亦非常重要,那就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吉礼用乐的乐曲全貌,以乐谱记录的形式而存在,这在既有礼书中如此全面记录吉礼乐曲尚属首次。

  随着大清帝国的解体,历经三千余载、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乐制度在国家意义上得以寿终正寝。这种礼制下的礼乐经历了确立、演化、定型、持续发展直至消解四个阶段,在成就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化,但不管怎样讲,毕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文明之中。

篇二:礼乐制度中的礼和乐各指什么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介绍

  礼乐文明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假设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其奉献的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只有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有较多的记载,那么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庄子?天下》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当时除了代表性的《大武》之外,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周乐有数十种之多。周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春官〞标准和管理乐舞,并在春官下设大司乐授“乐〞,教国子“乐德〞、“乐语〞和“乐舞〞(《周礼?春官》)。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另外,古代的“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按照杨向奎先生的考证,周乐的歌词局部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如《周颂》。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那么以观德,德以处事。〞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

  造和开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开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奉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二是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乐文明的要义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文明美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善的内容,而其中美是次要的,善才是主要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就是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因此,认识礼乐文明,重要的在于把握其中的要义。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根底。《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标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标准,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标准,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那么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到达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

  “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那么的和,这个原那么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到达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那么无??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那么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那么乐,乐那么安,安那么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记》说人受外物的引诱会丧失天性,产生贪婪、残暴、欺诈等邪念,于是先王制礼乐,用以调节人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旨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

  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既有内在的源于自觉意识的道德标准,又有外在的带有约束性的行为标准。用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加强社会的亲和力,并对人的社会化施予积极影响。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可以到达人性的平衡、升华,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从而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敞开胸怀,面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开展而努力。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无疑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追求。

篇三:礼乐制度中的礼和乐各指什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叫“礼仪之邦”。“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虽然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使得传统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冲击,已失去古典纯朴的“礼乐文化”的精神。但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还是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礼,礼节,乐,陶冶人情操,礼节喜乐对应人之喜怒哀乐,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诸侯国林立,为维护其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有秩序的统治,周文王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开始制礼作乐,即周礼。周礼作为各级贵族的政治和生活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非常完善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东周时期,周王室衰弱,诸侯争霸,礼坏乐崩,礼乐制度受到严重冲击,儒家创始人——孔子一生所致力要追求的就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以周代礼乐为工具来维护周天子的宗法统治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礼之形成效仿于圣贤先哲为人处世的态度制以章程以教化人分辨善恶美丑趋好的学习以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圣贤贵人崇赞处在于仁德如大地般厚重孕育万物,所以可以把礼看成方据规则是恒定的。乐之所成在于陶冶人情操,升华人品性,就像雨水那样润物与无声无息处,性属柔和,二者相辅相乘以期达到无为而治

  2起源

  中国的文化非常重视礼乐,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

  中华“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则代表“礼”的精神。“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不是一开始就是“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乐”,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发展为“礼乐”并重。人民所熟知的礼就是周礼,是周公制定的。

  礼乐文化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近人王国维考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围”(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盛玉以奉神人谓之围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因此“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其渊源于上古祭祀文化。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

  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曾据之发挥道:礼也者,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礼,若冠礼是;有人与人相接之礼,若士相见礼是;有人对于宗族家族之礼,若昏礼丧礼是;有宗族与宗族间相接之礼,若乡射饮酒诸礼是;有国与国相接之礼,若朝聘燕享诸礼是;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

  到了周朝很重视乐舞修养,制定了礼乐制度,周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要逐渐学习掌握各种礼仪乐舞,20岁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贵族阶层,乐舞修养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实施,是要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通过乐舞促使人们完善内在修养,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进而达到整个社会安定。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认为,道德的培养主要是经由对情感的“礼乐教化”,而非理性的认知训练,这一点应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认为“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的。但礼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的”,“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彭教授认为“礼的传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为重心”,其中关键又有两点:“第一,?德?是礼的灵魂。”“第二,?敬?是礼的核心。

  3重要性

  孔子反覆强调“礼、乐”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于“礼、乐”。

  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国安邦,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这里是作为治国的一个基本要素来提出的。

  礼乐于小处看,则在于“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达、心胸开朗,同时也知道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知道什么该作,什么不该作。“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在孔子的设想中,无疑是能够使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又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应该说也确实是颇有道理的。譬如虽然读书虽有可能让人变的更加精明、赋予机谋,但总的来说,还更主要还是使人更加知礼,重仁义道德、温文尔雅、谦恭礼让。

  历来聪明的君主和国家领导人,都沿袭以礼乐的精神内涵来治理国家。有个故事,说的是晏子谏齐景公重视礼。一次,齐景公举行酒宴,饮到高兴处,对大臣们说:“各位痛快地饮酒,不要拘束君臣礼节!”晏子对齐景公说:“国君的话不妥!禽兽都是以雄健有力者为首,弱肉强食。大臣们如果抛弃礼节,就有更换国君的危险。”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的背过身子。过了一会,景公出去了。回来后,晏子坐着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饮。景公很生气,对晏子说:“刚才你不是还教训我人不可没有礼节吗?你的礼节哪儿去了?”晏子离开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说:“我哪里敢这样呢?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国君了解没有礼节的实际情形啊。”景公听了,说:“看来是我的错啊!”此后,景公完善礼制,精心治国,官员守礼,百姓肃然。

  现代的商业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视物质利益,使人类流传几千年的“礼乐精神文化”面临被抛弃的危机。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礼教”和“乐教”也逐渐衰退。由于市场化的“艺术的文化活动”,缺乏它应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内涵,只成为社会的装饰,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失去了“真”和“善”,于是变成了一种“理想”。

  古人讲

  “文以载道”,文化艺术也是一样。属于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规范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比如:唐太宗仁德布于四海,让人知道什么是“仁”。人们谈到“孝”自然会想到帝舜的“仁爱孝悌”、花木兰的替父从军;韩信的“胯下之辱”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宽容忍让;谈起“忠”会自然想到岳飞的“精忠报国”。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都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人物、事件,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演绎和体现出来的,并通过小说、戏曲、舞蹈等文艺形式流传开来,并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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